她和她的同志媽媽——《日常對話》無疑是今年台灣最好的電影 文 / 鄭秉泓 鳴人堂專欄

原文出處 鄭秉泓鳴人堂專欄


在電影院看完《日常對話》,當晚便順勢看了短片版本的《我和我的T媽媽》。很奇怪,片長54分鐘的《T媽媽》,幾乎有九成的片段皆出現在片長89分鐘的《日常》裡頭,但因為兩者在剪接和結構性上的不同,結果成為了情感、氣韻上不盡相同的兩部作品。

如果時間可以倒轉,人生可以重新選擇,T媽媽斬釘截鐵表示,自己絕對不會結婚,因為一個人比較自由。她承認,有時會怨恨必須要照顧兩個女兒;但她也承認,兩個女兒跟著她,多年來並不好過。上述對話出現在《日常對話》接近尾聲之際(但卻是《我和我的T媽媽》開場),或許可以將它視作《日常對話》的原點——一個不應該被生出來的女兒,如何拿起攝影機,對著一個不該成為母親的母親,展開一場又一場的對話。

《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自承,身上從小到大被貼了很多標籤,遭受家暴、小學沒畢業的學歷、被人輕視的牽亡陣工作,這一切的源頭,都要指向她那當年帶著兩個幼女逃離暴力丈夫的母親:一位從事牽亡工作的法師,同時也是情感豐沛結交過十數個女友的女同志。

如果《我和我的T媽媽》是黃惠偵寫給母親的一封影像信,那麼《日常對話》就是她身為紀錄者同時身兼被攝者的自述和反思。

《日常對話》和《我和我的T媽媽》兩個版本都極好,但我個人更偏好《日常對話》一些,因為它除了講T媽媽,還藉著拍片之舉「重訪」被封印在時光長河底層的家族陰影和個人傷痕。它不只要找回自己、不只要討論性別和性向、不只要確認母女關係的存在,它還質疑了揮之不去的父權幽靈。也因此,《日常對話》其實是一部勇於突破框架、格局恢宏的作品。

我喜歡《日常對話》在一派土俗中,傳達出的一股親暱感。大約是影片接近中段的時候,黃惠偵問妹妹記不記得媽媽帶回家的女友們;再讓兩個外甥女從電腦上看自己幼時討論外婆是男是女的錄像,問外甥女對外婆喜歡女生的看法;隨後銀幕轉成年代久遠的方形畫面比例,那是約莫十年前的T媽媽和女友出遊的錄像,兩人在公共場所親密地餵食芭樂,回家後女友興奮地笑稱為她準備好的和室房間是「新娘房」,隨後換上家居服的女友,撩開T媽媽的衣服,開始幫她推拿。

接下來,是其他三位女友面對鏡頭連番講述自己和T媽媽的戀情。其中一位女友回憶起T媽媽曾脫口而出「幫你洗內褲很爽」時臉上所洋溢的溫柔神采,那不僅是整部電影最浪漫的時刻,也可能是台灣同志電影史上最令人為之動容的瞬間。對我來說,上述幾段家庭錄像和訪談,那群說著台語、不避諱粗話、來自底層的中老年女同志們,就這樣神奇地打破了某種同志電影的迷思和刻板印象,那些真情流露的影像,不僅強大到連護家盟都無從反駁,而且還散發出一股混著土地和草根餘溫的詩意。

《日常對話》是非常私人的作品,為了避免破壞觀影情緒,我在此並不打算討論何以黃惠偵不願與同住屋簷下的母親關起房門說亮話,而是選擇透過攝影機來開誠布公的原因。究竟黃惠偵是把紀錄片當成心理治療?還是她想透過拍片重新定義今日的自己所為何來?我並不知道,我也無法私自揣測,但我以為重點在於她的坦誠和勇氣,成就了這部電影。她不僅僅自己要面對鏡頭,甚至還說動了好幾位至親,面對鏡頭和「拿著攝影機的自己」、和「不堪回首的過去」進行對話。

於是我想起了2015年過世的比利時導演香妲艾克曼(Chantal Akerman)的兩部電影——1975年的劇情片《珍妮德爾曼》(Jeanne Dielman, 23, quai du commerce, 1080 Bruxelles)和2015年的紀錄片《非家庭電影》(No Home Movie)。

《珍妮德爾曼》講述的是一名在家接客的中產階級女性的三天生活,香妲艾克曼藉著形式和風格上的規律性,慢慢地讓觀眾習慣這個女人的日常作息,然而她卻在電影倒數前十分鐘,進行了此片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轉折。不同於《珍妮德爾曼》的疏離和遠觀,《非家庭電影》將鏡頭轉向導演自己的母親,直視這個曾經的納粹集中營倖存者,如何對於生存依舊充滿焦慮和恐懼。

餐桌是《珍妮德爾曼》、《非家庭電影》和《日常對話》共通的母題,它在《珍妮德爾曼》作為女主角日常展演的必要元素之一,從單純的功能性擺設,進化成為了在《非家庭電影》中充當母女情感拉扯、世代價值溝通的一個精神性場域。而從餐桌到居家空間,由家族歷史以至家族傷痛,如果說香妲艾克曼是以微觀的角度,去辯證半個世紀的人類存在價值,那麼黃惠偵也不遑多讓。

除了透過看似閑散的日常對話,讓觀眾逐漸習慣這樣一個敘事模式,藉此和影片後段那場「關鍵性的對話」形成反差,她還極具巧思地加入了歸鄉祭祖、重返祖厝這條路徑(對比黃惠偵和女兒、T媽媽共住的純女性空間)——讓我們把家、祖、父、兄這些男性觀點串連起來——對照T媽媽的兄長在電影中的發言,或許黃惠偵無意批判她的舅父等長輩,但作為這部女性電影中「少數的男性聲音」,《日常對話》非常微妙地,透過各式各樣(失格的、缺席的、存在的)父親形象,映照了台灣半世紀以來(以男性作為主導)的價值變遷。所以我說它是一部格局非常大的作品。

本世紀初期,曾有多部以作者自身家族記憶為題材的台灣紀錄片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就在這個系譜差不多已經走到死胡同之際,黃惠偵的《日常對話》除了延續《我的回家作業》(曾文珍導演)、《雜菜記》和《黑晝記》(許慧如導演)等前輩作品中對於家庭和女性意識的反思,她還在電影語言和視覺構圖上開創出新的局面。

這是一部沒有絲毫妥協,也沒有故作溫情的鄉愿與簡化,極端台灣本色,同時又充滿普世情感的奇作。多數台灣紀錄片,只要達成上述其中一項就很難得,沒想到它竟然四者兼得。《五星級魚干女》導演林孝謙看完電影後說這是「一部讓靈魂震盪的紀錄片。」我完全認同,因為這絕非溢美,而是陳述事實。

Related Posts Plugin for WordPress, Blogger...

抱歉,本篇文章留言已經關閉。